筑牢应对风雨的强大底气

《人间瓷话——中国古陶瓷的文化(wénhuà)解读》 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青白瓷釉里红题诗(tíshī)叶纹盘，盘心刻有两片(liǎngpiàn)树叶，并书有诗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资料图片 陕西西安杜回村孟珪墓出土耀州窑青瓷香炉 资料(zīliào)图片 彭善(péngshàn)国著《人间瓷话——中国古陶瓷的(de)文化解读》，书名取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之意，从“辨名实”“论器形”“说纹饰”3个部分展开，共收录22篇专论。此书虽说不上是鸿篇巨制，每篇(měipiān)议题也并非长篇大论，但大都关乎古陶瓷研究中的热门议题，厘定旧讹，开拓新意，体现了作者在古陶瓷领域见微知著的深厚学术(xuéshù)积淀，亦可看出作者在面对(miànduì)诸多被广泛采引的古代文献时，不盲从既有的甚至(shènzhì)是被多数人接受的认知，而是深究细研，广采博引，提出质疑并引出新的观点。尽管(jǐnguǎn)作者自谦此书为科普读物，但展读之间，却能感受到(dào)作者多方面的学术追求。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tèdiǎn)。 第一，该书每篇论说都从与古陶瓷相关的(de)古代文献发起讨论。从文献梳理(shūlǐ)入手，详细论证文献的本意，并(bìng)结合了考古资料加以(jiāyǐ)证实。唐宋时，中国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瓷器的生产、使用和鉴赏多有(yǒu)文献记载，后世谈瓷(táncí)文献也多有转载。然而，古陶瓷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wénxiànzīliào)时常常出现问题，或不求甚解，或望文生义，因而常常出现误读或舛误。如果更全面地收集资料，采用不同种类的文献记载并加以辨析，便可以洞悉其中一些问题。 较明显的(de)(de)例子，就是中国古陶瓷研究(yánjiū)中屈指可数的悬案之一——柴窑。柴窑虽然被认为(rènwéi)是五代(wǔdài)(wǔdài)后周的官窑，但最早的文献(wénxiàn)记载却出现(chūxiàn)在明初(chū)的《格古要(gégǔyào)论》中，特别是在记录产地(chǎndì)时提到“出北地”，于是(yúshì)一些学者将其对应为陕西隋唐时期还存续的“北地郡”，这(zhè)里也是唐宋时期耀州窑的产地。20世纪后期耀州窑开展了大规模考古(kǎogǔ)发掘，清理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chūtǔ)了许多质量精良的青瓷(qīngcí)。随后学者根据窑址出土的资料，认定五代到北宋(běisòng)初一些高等级遗迹中出土的精美青瓷是耀州窑的产品，如辽祖陵区发掘的耶律李胡墓、陕西彬县冯晖墓和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等出土的青瓷。于是有(yǒu)一些学者便将五代耀州窑认定为柴窑。此书以《雨过天青云破处——“柴窑”的传奇》为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说，传奇两字颇为贴切，文章首先梳理了文献记载的变迁，从(cóng)(cóng)曹昭《格古要论》原著的记录，王佐增补版的扩展，到明代后期“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和周世宗御批的出现，以及历来关于柴窑所(suǒ)在地的几种观点，最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tǎolùn)：首先，从制度上看，无论是后周还是北宋，贡御用(yùyòng)的官窑很可能是在都城开封烧造的。关于后周汴梁城内有窑场，文献记载尽管来自类书《册府元龟》，但这一观点颇需论证。其次，《格古要论》中多次出现“北地”的地望，实际指北方地区而非(fēi)“北地郡”。因此，尽管五代时耀州窑青瓷的生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最可能是所谓“柴窑”的瓷器品种，但柴窑生产地点并不排除在开封的可能。这一观点笔者十分认同，也同作者有过交流和相互启示。目前所见唐长安醴泉坊窑址、唐东(tángdōng)都洛阳城东城义勇街窖藏（很可能是窑址）等具有官作特点的遗址，都可证明唐宋时期会从高水平(gāoshuǐpíng)制瓷中心征调工匠，甚至携带制瓷原料，到都城进行贡官贡御产品生产。杭州老虎(lǎohǔ)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甚至坐落(zuòluò)在距皇城直线距离仅几十米的地点。结合文献记载，北宋“汴京八作司”所属的“青窑作”位于京城内的“东窑务”等机构，说明柴窑应该也在都城进行瓷器生产。 此外，该书《碎佩丛铃满烟雨——唐宋(tángsòng)时期的击瓯与水盏》《湘瓷泛轻花——关于“湘瓷”的解读》《真实还是传奇——渤海国(guó)“紫瓷盆”问题(wèntí)》等文章，涉及的议题虽然以往已有颇多讨论，但此书(cǐshū)收集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wénxiànzīliào)，对相关问题有新的认识。展卷后，收益良多。这体现了作者在研究(yánjiū)古代陶瓷的某个问题时，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引用秉持认真(rènzhēn)务实的态度，作者参稽多种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尽可能揭示文献记载的真实含义。 第二，该书揭示了，浩瀚的(de)古代文献史料中一些看似细枝末节(xìzhīmòjié)的记载，在(zài)陶瓷文化研究中却关系重大。宋代是(shì)我国史料最丰富的时期，在不同种类的官修正史以外，还有大量的文人笔记(bǐjì)、方志等多种不同的史料。在印证文物考古材料的过程(guòchéng)中，仅凭单一的史料难以准确把握原意，容易出现误解，但(dàn)广泛参稽多种史料后，问题便豁然可解了。如该书《颜色比琼玖——“青白瓷”名称问题刍议》一文，极为细致地摘取了大量宋元文献、诗词关于青白瓷相关称谓的记载，其中北宋李廌《杨元忠和叶秘校腊茶(chá)诗相率偕赋》“也容双井白过磁”一句的自注中写道，“江南双井，用鄱阳白薄(báibáo)盏点鲜为上”。作者又提及南宋(nánsòng)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中提到“番（鄱）阳白瓷方斛者四”，从而解读出“鄱阳白瓷”才(cái)是两宋(liǎngsòng)时期景德镇青白瓷的真正称谓，后世人所称的青白瓷，就是宋人眼中的南方窑场所产白瓷。 第三，该书通过对一个个历史细节的(de)(de)拾遗与回顾，讲述了一些(yīxiē)鲜为人知的陶瓷文化(wénhuà)轶事，令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中国陶瓷文化的执着与热爱。每(měi)(měi)一个瓷器造型和每一个流行纹饰都(dōu)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古人的丰富情感。比如，用瓷碗盛水调节出不同音调的“击瓯(jīōu)”，引出“击瓯楼”的故事，展现出瓷器的多种用途；通过解析“寒山拾得”“鹦鹉啄桃”“饮中八仙”“水浒故事”等纹样，以及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釉里红“红叶题诗”盘这种独特器物背后的故事，让我们(wǒmen)能够通过静谧瓷器，窥见一段段(yīduànduàn)历史的涟漪(liányī)，透过陶瓷了解不同朝代的社会(shèhuì)背景和文化变迁。又如《累墙瓷隐辚——说北宋宜阳窑》一文，通过对北宋司马光叠石溪瓷窑畔别墅及其友人范镇诗作中对瓷窑生产的描绘，让我们对不知名的宜阳窑及其产品有了较多了解。该书提示(tíshì)我们，古代中国陶瓷的形制和纹样，不仅仅是工艺的体现，更是文化、信仰、生活(shēnghuó)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织后的结晶，体现了陶瓷工匠的智慧和对美的追求。 第四，作者用穷尽资料的(de)(de)态度，全面收集考古资料，科学合理地梳理了若干陶瓷器的源流和发展情况，并参考相关文献记载，纠正了一些器物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臆想和附会。比如《圆池类璧水——说隋唐(táng)时期的陶瓷辟雍砚》及《吟来(yínlái)携笔砚——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砚台考述》两文，运用(yùnyòng)考古出土的众多实物资料，梳理了隋唐时期陶瓷辟雍砚的装饰及形态发展，并厘清了其(qí)流行的时代，据此认为(rènwéi)唐洛阳城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fājué)出土的几方圆形多足辟(duōzúpì)雍砚，其实早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以前，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lìshǐwǔtái)，因此，可能并不是白居易生前使用的文具，作者以此个案，提醒研究者在器物研究过程中要有慎重、严谨的态度，警惕随意拿名人来猜测比附具体的文物主人。 书中的(de)(de)多项研究成果都说明研究应当切忌片面。不加辨析甚至是(shì)断章取义地理解单条文献记载，是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出现后常犯的错误(cuòwù)。不论是对(duì)考古资料的收集，还是对文献的查阅，都应尽其可能(kěnéng)穷尽材料，将古代文献、考古发现以及博物馆馆藏文物相结合(jiéhé)，来探讨陶瓷生产和使用中的一些(yīxiē)重要问题，避免误读和对资料的曲解。该书(gāishū)展示了一种全面(quánmiàn)收集资料，严谨并多视角讨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应当指出，该书仍有较多可拓展的研究空间和资料解读的余地，比如《碎佩丛铃满烟雨——唐宋时期的击瓯与水盏》一文，详论(xiánglùn)了“击瓯赋(fù)”中所述“击瓯楼”的源流(yuánliú)和含义，如果再能与唐代四川地区的瓷器生产状况，特别是邛崃窑的产品和特点做一些关联探讨，会更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其他地区用于击瓯的瓷器是哪些，也有讨论的余地。此外，书中“辨名实”单元所收9篇论文，与实际的瓷器品种结合尚不够紧密，配图较少，在前68页中几乎(jīhū)没有配图，显得有些单调，今后再版时应考虑增补。 （作者(zuòzhě)：秦大树，系(xì)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